高溢价视角下的北京文化商誉减值风险研究（开题）

所替代，企业只采用减值法。这种方法是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法，如IASB、中国、美国等。但这种方法也有其不足，比如赵晖(2008)[5]等认为减值测试的流程比较复杂、实施成本较高，以及主观因素较强而为提前或推迟确认商誉减值提供了条件等。Berkovitch和narayanan(1993)将并购的动因归结于协同效应(synergy),代理问题(agency),管理者自负(hubris),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以协同效应为目标的并购将带来正的效应，以代理问题为目标的并购，将带来负的效应.Kode,Ford,Sutherland(2003)认为并购的动因在于协调效应，并提出了评价并购协同效应的模型。K.D.Brouthers等(1998)认为，并购动机可以分为经济动机、个人动机和战略动机三类。其中，经济动机包括扩大营销规模、增加利润、降低风险、防御竞争对手等子项目9项，个人动机包括增加管理特权等子项目4项，战略动机包括提高竞争力、追求市场力量等4项。这些研究都为并购的动因的理论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商誉减值原因研究1、经济环境方面，Francis et al(1996)认为，资产减值实际上是对环境和自身情况的一种反应，公司的业绩越差，那么其越可能对资产进行减值计提，计提的程度也越高。刘亚蒙(2018)对斯太尔的案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标的公司之所以出现商誉减值，是因为其业绩未达预期。2、盈余管理方面，国外方威斯通等(1998)可以看成是国外方面，Zucca等(1992)》收集了美国67家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司数据，他们研究这些公司的77次资产减值行为，发这些行为绝大部分都是为了业绩“大洗澡”，少部分是为了平滑收益。据此，他们认为尽管资产减值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种，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盈余管理。Ramanna(2012)提出，公司声誉也会影响其商誉减值的计提。3、公司治理因方面，在研究“是什么影响了商誉减值”这个问题时，Gu1er(2006)发现公司的治理机制对商誉减值的决策影响很大。Verriest和Gaerrmynck(2009)对欧洲范围内的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如果公司的治理情况越好，那么这个公司计提的商誉的减值会越多。2.国内文献综述“核心能力观”是2003年由南京审计大学董必荣副教授提出的。他认为商誉真正代表的是企业的核心能力。李玉菊(2010)[3]认为只有企业内部有各种积累，企业才会拥有商誉，比如持续的广告宣传、增强推销的力度等。同时，由于商誉和能力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可以先对企业的能力做出评价，进而借此对商誉展开计量。王秀丽(2015)收集并分析了A股自2007起共计7年的上市公司的数据，这些公司均没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她认为，管理层如果有盈余管理方面的考虑，那么该公司就很可能会计提商誉减值。陆振华(2010)对我国上市公司2007一2008年间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情况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盈余管理这个动机在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存在且比较明显。武钢和武悦翔(2016)认为，新准则下，企业依旧可以对商誉减值进行操作进而实现盈余管理。刘霞(2014)对2001一2011年A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她认为，如果审计的质量较高，那么上市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徐玉德等人(2010)从事务所的角度研究发现，如果上市公司选择了高质量的审计师并进行了审计，那么商誉减值能起到一定的提高信息可靠性的作用，并且会适当减轻公司的压力，对商誉减值产生的经济后果提出了全新的观点[6]吴虹雁等(2014)在研究了商誉减值的相关情况后，认为当公司进行了商誉减值后，会计信息的可信赖程度能得到增强张丽达等(2016)则认为，商誉减值会使得公司的业绩下滑，这一下滑的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7]高榴和袁诗淼(2017)认为，虽然商誉减值列示在财务报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