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系数是递减的,当人们的收入总额增加时,人们更倾向于从事有风险的活动继而减少自己的纳税申报额。第三,税率对纳税申报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当税率增加时,更高的税额使人们的收入减少,收入效应会减少人们未申报纳税的收入额,即收入效应是负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替代效应会促使人们增加自己未申报纳税的收入额,从而带来正的替代效应。正的收入效应和负的替代效应使得税率对纳税申报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Yitzhaki(1974)对经典的A-S模型的假设进行了修改,假设处罚率是基于逃税额的比例,同样根据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此模型主要得到如下结论:即随着税率的增加,人们会增加纳税申报额,减少逃税额,提高纳税遵从度。在Yitzhaki的模型中,由于处罚率是基于逃税额的,替代效应就消失了,而负的收入效应使得随着税率的增加人们会减少逃税额,提高纳税遵从度。但是这一结论却与人们现实生活的直觉相违背。一般来说,较高的边际税率会增加人们的逃税额,因为逃税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2、前景理论Kahneman和Tversky(l979)认为个人在风险及不确定性情形下的选择所展示出的特性和期望效用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不相符的,为了弥补期望效用理论在解释个人选择行为特征中的缺憾,Kahneman和Tversky提出了前景理论。他们发现了确定性效应即确定性的结果相比个人会低估概率性结果,孤立效应即当个人面对在不同前景的选项中进行选择的问题时,他们会忽视所有前景所共有的部分和反射效应当正负前景的前景绝对值相等时,在负前景之间的选择和在正前景之间的选择呈现镜像关系。此外,国外已有不少学者运用前景理论来分析偷逃税问题。Bernasconi和Zanardi(2004)运用累积前景理论来分析偷逃税问题。其设立一个一般的参考点。纳税人处于两种状态,没被稽查到和被稽查到。在他们的假定中,纳税人处于相对于参考点的收益和损失两种情况。Kanbur(2004)将前景理论的原则分别纳入个体和政府的决策行为中,探讨了收入不确定时道德风险下的最优税制理论。以人均收入水平为参考点进行分析,如果代理人的损失厌恶程度足够大,大到和委托人的风险厌恶程度相当,那么“随机型”税收机制对于低收入而言是最优的。如果委托人的损失厌恶程度超过了代理人的风险厌恶程度,最优边际税率将是风险厌恶和损失厌恶的一个函数。Dhami和al-Nowaihi(2006)则比较全面的研究了传统的基于期望理论逃税分析与基于前景理论的偷税研究。(二)国内研究现状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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