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乡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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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与构建“民族国家想象”摘要:现代民族国家被认为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最初产生并实践于西方国家。二十世纪初,内外交困的局面是现代中国的“国家想象”诞生的原初背景,而文学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的重要形式之一。在鲁迅等人的影响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界掀起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热潮。“文学是民族之声”的信念深深激励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包括沈从文。尽管提及他时,人们多会用狭隘的目光看待他的“乡土立场”,但实际上他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沈从文乡土小说中,民族国家的建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个人苗族族群身份认同的建立和强化、苗族族群记忆及文化的民族冲澡、中华民族集体认同的上升。同时,他的民族国家想象与鲁迅不同,二者分别从正面和反面来实现自身的想象建构。关键词:乡土小说沈从文民族国家想象现代民族国家被认为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文学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的重要形式之一。文学的想象化、审美化和情感化实现了人们在美学中想象自己民族身份和自我身份的功能。在近代中国,出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紧迫性,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想象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内外交困的混乱局面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启寻找“新中国”的路途。在鲁迅等人的影响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界掀起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热潮。由于乡土小说的特质和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乡土小说成为了知识分子们完成“民族国家想象”的载体。民族国家和乡土小说的概念界定(一)民族国家当下对民族国家最为普遍的一个概念就是采用安德森的定义,即现代民族国家被认为是“想象的共同体”1,这一概念最初产生并实践于西方国家。使得中国的文人们不得不去寻找一个“新中国”。在历史层面上,当西方侵略者敲响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瓦解了。但是,古老的“天下”破裂后,中国却没能即刻建立起一个新的现代秩序去应对“现代世界的诞生”,内外交困的局面是现代中国的“国家想象”诞生的原初背景。由于在不同的具体语境下危机的表现是不同的,同时对于危机的看法和理解也存在着个体间差异,因而由新的“民族国家想象”而产生的不同的危机解决方案以及国家建设的话语和实践也是形态各异的。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也可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以读解为多种为了实现新的“国家想象”的方案与实践相互竞争,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产生出不同的主导性方案的历史。2当然,文学不可能自外于这一历史,与之相反的是,文学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的重要形式之一。在近代中国,出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紧迫性,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想象自初就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自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蔡元培的《新年梦》等晚清小说始,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老舍《二马》,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对“新中国”进行设计。在鲁迅等人的影响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界掀起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热潮。“文学是民族之声”的信念深深激励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缔造出既具有民族性和乡土性,又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新文学,这一类型的文本也在1935年被鲁迅正式命名为“乡土小说”。(二)乡土小说作为中国乡土小说的开创者,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第一次提出了“乡土小说”的概念:素先苏叙连过责训,装文中关心着揄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隐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容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知勃兰兑斯(rne5)所说的“侨民文学”,侨离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国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子拓读者的心鸦,或者孩攀他的眼界。尽管鲁迅并没有给“乡土小说”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但是我们仍能从中窥见早期乡土小说的一些特色。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点四大特点:一是乡土小说的作者大多数旅居外乡,特别是在都市而非乡村、城镇之中:二是无论作者自称是主观还是客观,文章中都会隐现着“乡愁”这一大主题:三是乡土小说与侨民文学所不同之处在于其含有的“异域情调”,以更加中国本土化的语言来说,就是具有“地方特色”,而“地方特色”在中国的多民族背景下,又可以被上升为“民族特色”:四是乡土小说“眩耀他的眼界”的功能,这六个字体现了乡土小说的作者通过故乡与现居地即乡镇与都市的对比,怀念“故土”或者美学意义上的“故乡”,并且体现其社会中所存在的难得可贵的精神,批判受到茶毒的都市的菱靡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对于中国社会和未来的忧患和关怀,这也是五四时期的一大重要的文学母题。因此,乡土小说并非只是简单的对于风土人情的描写,这仅仅只能提供“特2罗岗:现代国家想象、民族国家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构),文艺争鸣05期,第6-7页。3赵家璧,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殊性”,满足异乡人的好奇心,不过是一本“游记”:在此之外,兼具普遍性的,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的具有共同的思想的文章或书籍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一部“乡土小说”。茅盾也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将作者用“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抒写“运命的挣扎”放置在了一个更高的地位。4与鲁迅相比,茅盾的界说将乡土文学提升到了价值观的层面,是对这一界说的完善。除此之外,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也被深深镶嵌在独特的地方风貌和心理之中,以此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和故事,在这一过程中人物和景物在独特的乡土氛围中融合为一体。作家个人所持观点也通过乡土小说呈现给读者,其形式内容多样,1030年代较为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四种:(1)对国民劣根性的剖析和批判,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2)对腐败无能的政府的谴责和厌恶:(3)对腐朽文化浸淫都市社会的叹息:(4)对童年的追忆,对故土的怀念。总而言之,鲁迅和矛盾对“乡土文学”的界定,揭示了现代文学前二十年间乡土小说的含义和特点,是当时主流的乡土小说作者普遍观点的凝练和代表。由于本篇文章中讨论的沈从文的作品也大多数是这一时间段的,因此本篇文章中所论述的“乡土小说”也以鲁迅和茅盾为标准。二、沈从文的民族国家想象建构当提及沈从文时,人们很少会讨论他的民族国家想象,而更多是有关他作品中的“乡土立场”。当提及这一立场时,又不免地含有狭隘、偏颇、保守的批判意味,认为这是与都市生活与工业文明的对抗。然而,与故乡的亲密并不必然意味着这种狭隘、偏执的立场和视野。实际上,他不仅是在整个民族国家的广阔视野里看待和思考地方性、乡土性的问题,而且他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并不与对地方性、乡土性问题的倾心关注相对立:相反,他企望能够在矛盾纠结中清理出内在的一致性。5在沈从文乡土小说中,民族国家的建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个人苗族族群身份认同的建立和强化、苗族族群记忆及文化的民族冲澡、中华民族集体认同的上升。(一)租界生活:苗族身份的归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新文化运动在北京的热潮退却,加之国内政治局势持续的动荡,大量早期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北京南下。而当时“卖文而生”的沈从文也迫于生活压力,踏上了南行的道路,并来到了上海。他在上海的租界寓居了大约两年。而租界恰恰是西方霸权国家殖民的痕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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