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开题）

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二、选题背景、研究意义与文献综述1.说明选题的背景、理论及现实意义1.1选题背景2016年，中国担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数字普惠金融被列为重要议题之一，中国推动并参与制定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鼓励世界各国运用数字技术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数字普惠金融是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它包括运用数字技术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一系列正规金融服务，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且是以负责任的、成本可负担的方式提供，同时对服务提供商而言是可持续的。历年来，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这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之一，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成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此外，推进脱贫攻坚，缓解和消除贫困是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的重大发展战略，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要求，金融扶贫是我国国情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脱贫步伐的有力手段。金融扶贫的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作为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相结合的产物，数字普惠金融本身就带有减贫的属性，所以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就成为了值得探讨的话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农村金融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弥补了传统普惠金融的不足，运用数字技术将金融服务的覆盖半径扩大，提高金融服务对农村居民的触达力，并提供多元化的服务。数字普惠金融依托电子化的支付方式，降低了金融机构提供金融资源的人力成本、现金管理成本等，同时减少了以往农村居民获得金融服务的繁琐程序，效率大大提高，及时帮助农村客户获取金融支持。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等新型金融发展方式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优势明显，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对农村区域的不断覆盖，全面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的效应不无可能。1.2选题意义普惠金融会显著影响经济弱势群体的经济行为，这几乎是学术界的共识。有一些学者对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但大部分都认为普惠金融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对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方式的颠覆性改变，它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着怎样的效应，目前学术界鲜有研究。所以，与本选题相关的分析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在数字化时代大背景下，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必然给社会发展带来显著影响，在未来一段时期，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促进城乡均衡发展，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形成广覆盖、低成本、高效率的普惠金融体系，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和谐。2.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2.1国外文献综述国外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开始于普惠金融，从普惠金融的受益对象上来看，普惠金融主要致力于帮助那些社会中被排除在获得正式金融系统之外的一些群体和个人，即受益对象可能是那些无法以适当的形式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的群体(Sinclair,2001)。从普惠金融的功能性出发，普惠金融会令一个经济体中的所有人更方便获得和使用传统金融工具(Sarma,2008)。Schmied(2016)指出普惠金融对各种贫困指标产生了缓解作用。同时互联网等技术在缓解秘鲁的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着金融科技的逐步开展，数字普惠金融更是为普惠金融增添了一个新的层次。但是目前国外学者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主要从其功能上进行论述。Munyegera和Matsumoto(20l6)以数字普惠金融的手机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该业务能够减少用户在操作、搜寻和转换所付出的成本，有效促进金融发挥普惠的作用。Gomber等(2017)指出数字普惠金融涵盖了由金融科技公司和创新金融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大量创新金融产品业务与金融相关的软件以及新颖形式的客户交流和互动方式。在此背景下，分析信息系统和数字化进程对金融部门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范围有较强的促进作用。Ozi(2018)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服务用户，数字金融提供商，政府和银行业有诸多好处。在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金融科技提供商提供的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实现金融包容性。从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对象来看，Durai和Stella(2019)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确保了弱势群体（如低收入群体)能以可承受的成本获得金融服务和充足信贷。包括访问金融产品和服务，例如银行账户，保险，汇款和付款服务，财务咨询服务等。它为个人提供了稳定储蓄的途径以及进行投资和获得信贷的机会。Shofawati(2019)则从中小企业的角度出发，通过定性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印尼的中小企业融资交付有很重要的作用，促进了金融包容性发展和中小企业的成长。国外学者除了对普惠金融或者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特征和影响对象进行研究之外，也研究了不同方式的普惠金融指标的构建。例如，Honohan(2008)构建了一个金融准入指标，该指标捕捉了在一个给定的经济体中能够获得正式传统金融服务的成年人口比例。一方面对有传统金融获取行为的住户进行调查，而对那些没有进行家庭理财的个体，则根据银行账户数量等信息作为代替。印度经济学家Sarma(2012)主要是参考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所用的函数模型来计算普惠金融指数。主要指标包括：银行渗透度、金融服务的可利用性等等。这种方法的有个好处就是计算相对比较简单，而且不需要为每个维度设置不同的权重，Massara(20l4)则建造了一个普惠金融的构成维度框架：金融服务范围（地理和人口）、传统金融工具使用（存款和贷款）和金融工具质量（法定标准、争议解决和使用成本）。通过对每个维度进行标准化统计识别，然后使用统计加权进行汇总。但这种方法的一个缺点是，它使用因子分析方法(factor analysis method)来确定每个维度包含哪些变量。此外，它为每个维度分配不同的权重，这意味着一种维度相对于另一种维度的重要性，而这种“相对重要性”无疑是难以判断的。22.2国内研究综述本文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归纳，首先，关于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学者们的观点各异，采用不同的分析角度得出了不同研究结论，金融发展既可扩大收入差距，又可缩小收入差距。其次，对于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影响关系。再者，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互联网金融、网络借贷及数字货币展开的。最后，学者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十分全面，充分考虑了多种因素的具体影响效应。(一)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王修华和邱兆祥(2011)通过对1978年至2008年间我国的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农村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全面发展能有效改善收入分配不公，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提升农村收入水平。同时，我国政府在意识到农村金融改革的弊端后，采取了相关的政策措施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地区，促进了农村金融的发展。温涛等人(2014)通过对我国西部地区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的增加能促进收入公平，这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表现较为显著